2020 年的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逆风前行、迎难而上，以生命托起生命，凝聚起强大的抗疫力量，构筑起坚不可摧的防线，为全国迎来了战胜疫病、春暖花开的曙光…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也有一群白衣天使，义无反顾地放弃安逸的生活，慷慨悲歌，共赴国难。

厦门海沧乡贤林可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林可胜（1897—1969），祖籍厦门海沧，新加坡华人科学家，中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1913 年，克绍箕裘考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生理学、科学博士学位。

回国抗战

林可胜是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之子。虽然出生于新加坡，自幼受教育于英国，但在他“西化”的表面下，却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1924年，林可胜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得生理学、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成为北平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教授。他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又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英文版），为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参与建造为空袭受害者搭建的临时避难所，戴白色救护帽者为林可胜。(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在潜心治学的同时，林可胜时刻关注局势变化和中华民族安危。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卫生署长刘瑞恒倡议实行战时三合一政策，将卫生署、军医署、红十字会三股力量结合起来，提升战地救护效率。拥有海外背景、具备良好医学素养和出色组织能力、具有较高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林可胜，成为领导这支队伍的不二人选。

正在英国度假的林可胜接到电召后，立即赶回，临危受命。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总会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林可胜出任总干事兼总队长。他提出组建流动医疗队，将救护队员分成若干救护队，尽可能推进到前线，确保救护及时高效。

从1937年至1942年，救护总队共发展150支救护队、3420名队员，遍布全国主要战区，为抗战取得全面胜利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救护防疫

救护总队成立之初，战时医务人员的缺口成为制约队伍发展和救援的重要因素。

1939年2月，救护总队迁址贵阳图云关，林可胜领导救护总队人员，在此建设了抗战时期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战时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

他组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责成专家编写战时教学规程，配合救护需要开设各类课程，培训了2万余名各级各类医务人员。经过培训的战时医务人员从这里奔赴各战区，成为抗战时期抢救伤员的中坚力量。在1938年至1945年间，救护总队救治军民超过2200万人次。

缅甸红十字会捐赠卡车 (出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

抗战爆发后，传染病的流行愈加严重，许多伤兵死于疾病。林可胜坚持救护与防疫并重，1940年夏，他率队深入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行走70多天，回贵阳后马上拟定预防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计划，推广到各战区。他领导开展的灭虱站、新式厕所、饮水消毒、预防注射、卫生宣传教育等多项工作，有效预防了传染病发生。

在物资匮乏、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林可胜积极争取国际援助。1938年，晋江籍旅美华侨许肇堆等人倡议成立了美国医药助华会，林可胜通过许肇堆为救护总队募集到大量的药械、物资、资金，推动图云关总部建成疫苗工厂，实现自产伤寒、破伤风等疫苗，在国际援华物资通道被日军切断的困境下，保障了军民卫生防疫需求；建设中国血库，实现采血和输血功能，极大降低了抗战将士死亡率。

争取捐助

林可胜秉持人道主义，坚持国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对所有抗战军队一视同仁，在救治官兵的同时不忘兼济四方百姓，他的博爱胸襟和救护理念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反响和支持，许多海外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华侨慷慨资助。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考察，对林可胜的工作极其赞许。返回新加坡后，陈嘉庚即刻以南侨总会名义汇款21万元，并筹谋其余捐助事宜。

林可胜（左1）与同事在其创建的中国首个学生生理学实验室(出处：协和医学院)

1938年至1942年，林可胜以其声望吁请国际援助，共募款6600万美元，而当时国民政府一年向美国贷款不过1500万美元。

他的人格魅力和爱国情怀，感召了一大批中国医学界精英，共同为战地救护和中国近现代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其中包括我国著名内科学家、厦门籍医生周寿恺奋勇追随林可胜，担任救护总队部内科指导员、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内科主任。国际援华医生白求恩、柯棣华等也都经由林可胜派赴边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