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铭是地道的漳州人，几年前，他曾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写过《大海商》《历史转折时期的月港》两部长篇历史散文。在这两部长篇历史散文中，关于漳州的历史都是断代的、片段的，一部侧重写漳州海商史，一部侧重写明中后期中国重要的港口漳州月港。而此次，他想将漳州的历史一次出清并试图为她构建一条完整的城市气质发展脉络，这便有了这本洋洋洒洒三十余万言的《漳州传》。
《漳州传》共有八章，陈子铭从漳州地理位置与远古时代写起，经唐、宋、元、明、清直至当代，十分完整地讲述了漳州的前世今生，第八章“迎接新丝路的荣光”更指向漳州的未来，为她未来的发展打开叙述空间。当然，《漳州传》不仅在时间链条上是完整的，它更大量盘点了漳州的历史人物、地名、习俗以及丰盛的物产。他不仅写到广为人知的陈元光、朱熹、黄道周、林语堂，他更写到李弥逊、李锦、薛佛礼、杨衢云等早已淹没在浩瀚大历史中的人物，他甚至写到了早已被遗忘了带有蒙古人血统的漳州某些家族姓氏。他追叙漳州正月十一“吃福”的习俗。它来源于遥远的唐代，那是陈元光祖母带领援兵南下与儿子、孙子汇合的喜悦。他描述漳州丰盛的物产，其中有本地产的称做“秫”的糯米以及“何家红”荔枝、红皮白皮甘蔗等，也有外来的占城稻以及当时由叫“吉贝”的棉花制成的质地柔软的“吉布”等。他从现存的“香洲村”“香洲渡”两个地名讲述了漳州中心区“芗城”之“芗”的原字及由来……可以说，这部《漳州传》很好地体现了“传”这一文体的完整与丰满。
如此完整丰满地叙述漳州，陈子铭试图构建的是她的城市气质发展脉络。他认为漳州的城市文化是“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那段河海交错的“史前时空”告诉我们“漳州的文化传统，一直是具有海洋性的”“一直是外向的”，至唐代融入中原带来的陆地农耕文明，而到宋，尤其是明之后海丝之路又带来西方文明，因此，“漳州历史上一直处于多种文化的辐射之下。地理上处在江南与岭南的交叉点，也曾站在中西文化的十字路口，在几股能量的牵制下，形成自己的精神气质。”陈子铭将这种精神气质解读为“开放、接纳、友爱”，正如这样的精神气质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表现，一个城市拥有这样精神气质也说明她正处于大气的盛年——这便是陈子铭“大城漳州”的落脚点，也是漳州未来“拥江达海”格局的底气。
陈子铭的历史文化散文写得颇有特色。历史文化散文因为事有所本，看似好写，实则更难，因为它牵涉到看待历史的视角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陈子铭历史文化散文的独特之处。无论是在《大海商》《历史转折时期的月港》还是在这部《漳州传》中，他都能够吸纳历史研究、海洋文明研究以及东南亚研究的最新成果，并稽考钩沉国内外相关论述资料（从他书后的“参考文献目录”可见一斑），以不同于以往的历史视角来讲述月港、漳州乃至中国海洋文明的故事。比如，他引述学术研究成果重述倭患产生的原因及它与月港开禁的关系。因为“倭患是国内和国际社会矛盾相互作用引起的结果。海洋经济的猛烈扩张与大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不相容是引发倭患的主要原因”，倭寇与明王朝博弈的结果便是月港的开禁，于是有了白银的滚滚流入，更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白银的广泛使用是繁盛的海外贸易的结果，它带着中国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化，催动明朝社会经济的成熟和市场的扩容，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通过这样的叙述，陈子铭要论证的是，中国明朝的海洋文明是发达的，并且当时也有了早期市场经济的萌芽，而月港与漳州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正如陈子铭自己在“后记”中所谈到的：“这是一部丝路视角的城市传”。在叙述漳州时，陈子铭经常将她放在中国历史、丝路历史甚至是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并运用比较的视角让她可以更深地进入中国史与世界史。他将远古居住在漳州的闽越族归诸于南岛语族，并将之与世界文明相联系：“南岛语族的考古视野，为我们展示一种不一样的闽地上古史。从史前开始，闽地的历史进程就是太平洋地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他如此来为朱熹治漳的那一年定位：“在朱子到漳前一年，铁木真称汗，这就是历史上的成吉思汗。在朱子到漳后第二年，代表武士集团的日本幕府时代开启了。”对丝银对流的月港时代，他不仅写漳州，更放眼看中国与世界：“这个时代，莎士比亚在伦敦的露天剧场，公演他的‘李尔王’，汤显祖在他的老家编写他的《牡丹亭》，文艺复兴的光泽和大明王朝的遗韵交相辉映。”他阐释月港衰落与大明王朝覆灭及世界政治、贸易乃至全球气候的关系：“1634-1636年，西班牙决定限制拉丁美洲白银流向菲律宾……同样在这一年，日本德川幕府开始闭关锁国，禁止商人从澳门朝长崎贸易……中国市场白银进口骤然减少，物欲暴涨，经济危机来临了。此时，恰逢小冰期，肆虐全球的自然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伴而生，庞大的帝国机器忽然丧失应对危机的能力，最终，一场饥民暴动，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了。”
在这部历史文化散文中，陈子铭的叙述语言有两点特别令人激赏。其一，擅长用华美丰赡的语言想象与描述历史细节。比如他写陈元光治下的漳州：“此时，郡城的大街上想必已经行走着本地口音士子。书院传出诗歌的韵律飞扬在明媚山间。在经历了若干个桃红柳绿时节以后，大唐帝国的江南之南，中原文化传播如雨后春风一般滋润万物。”他想象朱熹在漳州的学术活动：“城南白云山，临九龙江，万古青翠，气象开阔。政务之余，朱子常携童子数十人，上得山来，讲经、作注，听松关鸟语，看晚浦归舟。”最精彩的是他叙述明中叶漳州人全球化的日常生活：“十七世纪初的漳州人生活在一个舶来品的世界里，人们食用马尼拉番米、大员鹿肉，用文莱的椰汁作饮料，穿交趾布衣，嗅安息香，用倭扇纳凉，美洲的黄金装饰妇人的香鬓，欧洲的番镜仿佛可以留揽多余的时光，蔷薇花散发出天方夜谭般的迷幻……任性的少年，腰悬精钢打造的倭刀，红夷铳枪，让他们看起来又威武又时尚。坊间流行着倭语、佛郎机语、红毛番语。”因着陈子铭飞扬的想象与描述，枯燥的历史陡然生动了起来。其二，将当下语词引入到历史叙述当中。翻开《漳州传》，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储备”“顶层设计”“革命性”“人性化”“世界工厂”“抓手”“标配”“引爆点”“点赞”“催化剂”“物流”“添堵”“链接”“混搭”“悲催”等等这样的当下语词。不同时代的语词必然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思维方式。将当下语词引入到历史叙述当中，既使遥远的历史变得贴近了，也让我们得以用当下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历史，从而让历史进入当代并生发出崭新的意义。
为一座城市作传，为一座城市展开繁复的叙事，为一座城市寻找精神的发展脉络，而种种，都源于这座城市必然有以引领时代风尚者。陈子铭在此部书中已将漳州的前尘往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并寻找到她得以继续发展的精神力量，且让我们期待漳州的未来以及他对漳州的继续书写——《漳州新传》。